傲根泥客

  1791年夏天，英国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英国农业年鉴》编辑亚瑟·扬给笔友时任美国总统华盛顿寄去了一份问卷，要求提供详细的美国中型农场年度成本和收入数据等资料，但是华盛顿给不出符合对方预期的回复，这引起了扬的不满和质问：“关于劳动力的信息太少了，以致我都不知道怎么估计劳动力的价值。”华盛顿解释说：“我无法告诉你劳动力的价格，因为所有土地完全是由奴隶耕种的。”

  作为总统华盛顿只能尽量提供所能获得的数据，但是扬依然很失望：“你们的信息对我来说太不靠谱了。通过这一些信息分析你们的畜牧业难度太大了。既然一个居民把农业当作一种生意，却从来不按资本计算利润率，这可能吗？”然而，事实就是这样。恰如费城农业促进协会主席理查德·彼得斯所言：“我们这里有无数个这样的农场主，他们努力工作，从来就没考虑过收益率或其他精密计算……他们辛勤劳动，享受生活，不需要精心计算。”也就是说，尽管农业有了发展，但是美国农民并不是特别需要计算其农场经营收益。关于大农场的情况，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在《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一书中认为，不精确计算经济收益的情况都会存在，财务上的盈余或亏损很少取决于精确的成本计算，因为农场主对于恶劣天气、国际市场行情报价等影响收益的因素无能为力。

  华盛顿给扬的部分资料来自时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统计调查问卷，但汉密尔顿自己对于调查的最终结果却十分失望和沮丧。1791年夏天，为了撰写后来震惊世界的《制造业报告》，汉密尔顿开始收集数据，他很快就想到自己高估了美国人的量化习惯，他的《制造业报告》原想附加一份统计附录，最后只是附加了一份可见但无法度量的物品列表，这也是他四份报告中唯一一份未被国会急于讨论实施的。与汉密尔顿志趣相投的财政部长助理考克斯是著名的工业数据专家，他发现1810年的制造业普查表几乎一半是空白，这令他想以货币价格加总美国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设想落空了。

  直到20世纪中叶，许多试图计算北美殖民地时期GDP数据的经济史学家仍面临着同样的困难，以至于著名经济史学家PaulDavid将1840年之前的时期称为“统计黑暗时代”。因为，尽管能够获得大量关于殖民地时期商品的价值的信息，但关于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管理技能等生产要素的成本却知之甚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归根到底是美国当时没有精确数据的需求，这与英美两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直接有关，也与技术水平有关。英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土地不足，租赁土地是农业的主要生产形式。1750年前后，英国70%的土地由租户耕种，剩余的30%由所有者或占有者耕种。在美国，这些数字正好相反。美国独立时，只有六分之一的农场经营者终生是佃农，需要租赁土地。美国建国初期，土地资源极为丰富和廉价，土地价格不及爱尔兰土地一年的租金，同时劳动力稀缺，租赁土地才是少数。1802年在一个地区抽样调查的181名土地所有者中，只有25人（13%）出租土地，因此也没有人关注劳动力价格。当时的美国自给自足还占着相当高的比例，大多数美国家庭采用家庭作坊的生产方式，没有必要详细计算土地的产出。当然，政府当时也还没有像样的统计指标，而且在1850年人口普查前，即使是州政府也依赖私人收集数据。在技术方面，农业机器、新型肥料、新作物和牲畜品种尚未出现，只能依靠增加人手或提高劳动强度来增产，1850年后状况才逐步改变。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自然无法给生产要素定价，也无法产生国民收入核算。只有当每一件商品、每一块土地，甚至每一个劳动力能够被量化成货币数字时，才能够形成国民经济核算的前提。英国具备这样的条件，威廉·配第能够在1665年就用一个数据计算出英国1660年的国民财富，但是美国当时不具备条件。不过，配第在美国有不少门生在努力。

  现在人们都将威廉·配第看作国民收入核算的鼻祖。在美国，GNP也有萌芽，建国前后都有配第的门生在努力探索，如詹姆斯·格伦、汉密尔顿、小塞缪尔·布洛杰特、乔治·塔克等，他们大多读过配第的《政治算术》。

  美国独立前的1743年，英国委任的南卡罗来纳总督詹姆斯·格伦到任，他创造了18世纪北美殖民地最领先的政治算术。早在1720年，英国上议院专员就开始要求新大陆提供“各省商品的年产量”，1739年在要求提供地价和租金收入信息时，还要求各省报告近两年“有多少黑人……以及他们的售价”，这一些数据是格伦计算的基础资料。格伦于1751年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国民收入账户测算了整个南卡罗来纳州的国民收入，共4万英镑，这是首次用货币定价美国农场。

  美国建国后，汉密尔顿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设计师和美国政治算术与“定价”进步的先驱。汉密尔顿于1791年进行的统计调查是一次目标明确的尝试，他想将配第开创的政治算术和为进步“定价”的方法引入美国，只是当时美国资本化程度太低，最后没有结果。为何格伦能做到的事，40年后汉密尔顿却没能顺利做到呢？因为在格伦的年代，南卡罗来纳低地种植的是具有规模经济的水稻，许多种植园主来自资本化氛围浓厚的加勒比地区，他们极其富裕、精于投资计算。汉密尔顿更清楚地认识到测算国民收入对于制定财政政策的重要性，这是他与配第的相同之处。

  美国内战前，弗吉尼亚大学领先于哈佛大学，该校首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乔治·塔克于1843年开创了一项统计分析，包含了基于人口普查收集到的市场产出资料获得的美国历史上首个收入和财富统计数据，这也是第一个从人口普查获得的原始国民收入数据。塔克与汉密尔顿都在高度资本化的环境中长大，这种特殊经历使得他自然而然地将人视为可以创造收入的要素。

  布洛杰特被视为美国GDP核算的少数先驱之一，他是个超前于时代的杰出人物。历史学家通常认为“经济”是20世纪的发明，因为19世纪的“经济”是指“节俭”或“节约”。但是在那个时代，当布洛杰特谈到“国民经济”时，他所指的就是美国的总财富，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怎么样保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他在1801年的著名文章《对增加美国财富和国民经济的思考》中指出美国人的平均价值为400美元。他将不动产、动产和人力资本加总后得出1790年美国的国家财富是20亿美元。在1806年的《经济学》一书中，布洛杰特通过定价一切可能的东西定价了国家财富，不仅包括了有形物，还包括了投资于收费道路、运河、桥梁和银行的资本。除了经济数据，历史上还曾出现过道德统计数据，这还引发了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和议员们的辩论。

  1844年2月，美国国务卿卡尔·霍恩和俄亥俄州众议员吉丁斯展开了激烈辩论。霍恩认为北方那些被从奴隶枷锁中解放出来的黑人，都变得道德堕落和生活贫困了。同时，无一例外的都有身体和精神问题，如耳聋、失明、精神错乱和痴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当时美国南北两方正在为奴隶制合法化或者推翻而经常争论，人口统计数据就成为这场争论的工具。统计数据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激烈的争吵，是因为关于奴隶制变革的双方都认识到道德统计对美国人的想象力有着非常大影响。随着数据的广泛传播，这一风险被放大，局势也变得很紧张。

  美国试图进行道德数据统计是受到欧洲影响，“道德统计”这个词也从欧洲传入，更准确地说，是从英国传入的。欧洲又为什么产生了道德统计数据呢？主要是工业革命的崛起。随着工业革命的崛起，传统的家庭工厂消失了，传统的学徒关系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型工厂。在工厂内部，制造商们试图通过打铃、考勤和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向工人们灌输资产阶级的职业道德和工作纪律。在新工厂中，工人是自由的，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住在主人的家里。当时的学徒和熟练工不仅要和掌握技术的主人一起工作学习手艺，而且通常生活在一起。他们大多数的工作是在主人家附近的作坊中完成的，但是新工厂却打破了这种格局，城市生活变成了普遍的陌生人社会。因此，这些商业精英们感到，他们没办法依赖地方政府控制社会了。

  资产阶级尝试寻求新的约束工人的方法，于是他们转向了道德统计。一神论派的牧师亨利·迈克尔将道德统计数据称作公司的“道德警察”，它不仅被用来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也用来提高利润率。假如没有道德统计数据，利润将会被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消耗殆尽。这一些地方的商人为了让工人可接受平静安稳的工作，把道德数据作为引导工人形成规范的一种手段，向熟练工人和劳动者灌输自律理念。这些理念与19世纪20年代由工匠转型的制造商开始内化的生产纪律相同。这一段时期的道德统计数据还包括了卖淫、教育水平等等。尽管如此，当时的美国人还是排斥为这类“定价”的，这在1840年代表现的很突出。1830年代到1840年代，“无价”一词的使用频率激增间接证明了这一点。但是，随着资本化的加深，道德统计数据逐步让位给经济统计数据。

  1850年代，辛顿·黑尔珀出版了一本名为《迫在眉睫的南方危机》的书，这是一本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小册子，成为共和党人最有效的宣传工具。该书后来在《纽约论坛报》编辑霍勒斯·格里特以及纽约一些有权有钱人的支持下于1859年再版，1860年该书发行了20多万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畅销的图书之一。历史学家乔治·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就政治影响而言”，该书很可能是“美国出版过的最重要的书”，南方人当然明白这本书的威力，因此他们逮捕了这本书的经销商，甚至在阿肯色州绞死了三个持有这本书的人。

  与之前的书相比，黑尔珀的重点不是道德统计数据，而是经济统计数据。这本书通过将资本积累、市场生产力、城市发展和工业制造视为衡量人类进步的主要指标，极力赞扬了美国北方的资本家。这本书包含了从185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获得的一系列经济指标，黑尔珀将男性与经济量化指标联系在了一起，一种特殊形式的“事实”——定价美国人民生产商品能力的市场产出数据——占据了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在长达一百多页的第一章里，黑尔珀通过把从南方和北方土地上开采出来的农产品的现金价值制成表格，度量了南北地区的“进步和繁荣”。

  有趣的是，使用经济统计数据取代道德统计数据辩论奴隶制的优劣在当时成为新风。早在1840年代，弗吉尼亚人埃尔伍德·费希尔有一本很有一定的影响力的支持奴隶制的小册子，费希尔使用一系列市场产出和经济稳步的增长数据作为“进步的标尺”，从而证明南方比北方先进得多。但在比较人均财富时，费希尔没有把非洲裔美国奴隶视作“人”，只是作为资本，这人为缩小了分母，使得南方人均财富数据看上去比较高。

  在黑尔珀看来，奴隶制需要消失是因为它“无利可图”，并不是因为“不够道德”。就这一点来说，黑尔珀与塔克的观点一致，可塔克还认为“与工薪劳动者相比，奴隶制的剥削程度还不够”。持相近观点的还有爱德华·阿特金森，他集资本家、经济思想家、统计学家和政治巨头于一身，在1861年的畅销书《廉价棉花和自由劳动者》中认为废除奴隶制不会给美国纺织品带来末日，因为雇佣劳动制度会降低棉花种植的劳动力成本。

  1850年代的美国人开始将金钱收入视为衡量道德操守水平高低的决定性指标。在经历了19世纪中叶的棉花繁荣和西部奴隶制扩张后，奴隶开始不再被作为父权制财产看待、组织和估值，奴隶开始被资本化了，更多地被视为可以流动的生产性资产，可以为其所有者提供源源不断的收入，可以在国内贸易中交易。随着奴隶被定价、出售、投保、抵押、租赁和证券化，旧方式和旧社会关系迅速消失，此时种植园主定价奴隶的方式与定价其他财产的方式差别不大。随着种植园主逐渐将奴隶视为资本，他们不仅开始将种植园视为投资，而且将整个社会视为一项投资，这与塔克将人视为可以创造收入的数据，将社会视为一项资本化投资的观点一致。

  当然，也有人用经济统计数据为奴隶制辩护。1850年代的詹姆斯·德·博将整个南方看作一个巨大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种植园，他的计算不仅是为了使奴隶制合法化，还为了让南方吸引更多资本。1856年，凯特尔出版了《南方的财富与北方的收益》这本震撼美国全国的书，试图证明奴隶制这种能获取丰厚收益的制度不该被废除。可见，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在使用经济指标来论证，而不会再使用道德指标，双方都将人视为资本，将进步视为经济数据增长。那么，除了这场争论还有别的力量在推动为一切“定价”吗？

  争论奴隶制并不是推动美国北方“定价”进步的唯一主要力量，另一个主要力量是19世纪铁路的发展。铁路在许多方面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可与20世纪末的互联网相媲美。铁路开创了新型公司管理形式、管理层级和成本会计核算方法，将美国打造成为一个由城市节点和乡村卫星镇组成的全国大市场。

  铁路不仅催生了全国市场和公司资本主义，还催生了新统计制度，产生了大量新的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使得详细分析贸易和生产活动成为可能，使得分析人和进步成为可能，美国居民被重构为可以创造收入的抽象财富单位。铁路公司试图说服来自美国东部和欧洲的资本为他们可能永远都不会乘坐的铁路线提供资金，可告诉他们铁路可以增进千里之外的社区文明或道德水平，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华尔街不需要道德统计数据，他们要的是一定要能反映成本和收益的金钱话语，并通过稳定的收益统计数据支持他们的观点。铁路统计数据使得美国乡村、城镇、城市和国家的市场生产力清晰可见，美国人透过这一些数据不仅了解了美国铁路交通，也了解了美国整体经济情况。有人将铁路视为整个工业系统的晴雨表，认为铁路统计数据“记录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物质发展成就”。

  此后，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美国的精英们都更偏好使用货币计价的生产力和经济稳步的增长数据，道德统计正在失去精英阶层的支持。经济指标在将美国北方精英拉入反对奴隶制阵营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推动反对奴隶制度的壮大，促进了美国共和党的成立，并帮助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

  林肯总统赞成提高美国政府的统计能力，从开始从政到去世一直依靠定量经济信息制定公共政策和推动社会变革。1848年，林肯就主张联邦政府应该收集更多的市场数据，只是他的量化偏好被多位传记作者忽视了。1862年，林肯在震动国会的第二次国情咨文演讲的前几分钟，为了证明未来美国公民的赚钱能力可以轻松支付他的逐步补偿式解放奴隶计划，多次引用人口增长数据。为了在哥伦比亚特区实施补偿式解放奴隶计划，林肯开始收集价格数据。

  内战前，美国地理与统计协会积极推动联邦和州政府收集慢慢的变多的与商业相关的统计数据。比如，这个协会说服纽约州立法机构在1855年的州普查中加入了工业和农业统计数据。他们不仅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而且有些协会会员还扮演了官方统计角色。例如：在1850年人口普查中，协会成员拉塞尔设计了农业调查表格；1857年，协会成员爱德华·曼斯菲尔德被任命为俄亥俄州统计专员。可以说，私人利益集团和国家统计机构共同努力促成了经济统计数据爆发。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美国内战极大地推动了数据的生产和运用。美国内战是一场军事恶梦，也是一场经济噩梦。1860年美国国债仅为6480万美元，到1864年超过20亿美元。每天增加100万国债的事实，使持有国债的美国北方中产阶级产生了焦虑和恐惧。1864年秋季的一个晚上，后来成为镀金时代最受喜爱经济作家的戴维·埃姆斯·威尔斯在特洛伊市对商人们做了一次演讲，他引用人口普查数据、火灾保险记录、州银行专员的报告，甚至估计全国羊只数量增长，全力证明美国在财富和资源方面迅速增加，完全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负担债务问题：国家重新统一后，和平时期将有200亿美元资本，每年增加的财富肯定不低于20亿美元。这次演讲很成功，他将演讲内容写成一本名为《我们的负担和我们的力量》的小册子，这些让他声名鹊起。

  一年后，林肯任命威尔斯为国家税务特别专员，希望威尔斯能够以一份关于美国经济主要趋势年度报告的形式，再现其演讲中的复杂计算。威尔斯完成了年度报告，发布报告成了美国内战后有着非常大影响的事件，也成为诸多政治辩论的焦点。